在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时间与空间水乳交融，现代与传统和谐共处。这里既有现代的摩天大楼、繁华的大道，也有古老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小巷。无论是宏伟壮丽的故宫，还是波光潋滟的颐和园，甚至是热闹嘈杂的菜市场，每一处景观，每一个转角，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了她深邃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
对于初到北京的国际游客而言，双语标识常常是他们认识城市、探索城市的重要一环。然而，一些不规范的标识常常造成误解，让人啼笑皆非，甚至引发媒体的关注。在北京建设国际化中心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了解双语标识的发展现状和挑战，记者今日采访了业内专家罗洪燕女士。罗女士从事公示语研究近二十年，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深圳大学生运动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22年冬奥会等重大赛事活动以及全国多个城市、景区、博物馆等机构提供双语标识咨询，同时也是多部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规范的起草者之一。
记者：您最初开始研究双语标识的缘起是什么？
罗洪燕：2001年申奥成功后，北京掀起了建设国际语言环境的热潮。我的日常工作中，与标识有关的翻译审校和咨询项目也逐渐增多，为此，我开始大量收集整理国内外公共标识的图片和文献，也萌发了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记者：我听说过一个笑话，曾有餐馆的菜单将童子鸡译为Chicken without sex，将夫妻肺片译为 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s。你们碰到过很多这样荒谬的翻译吗？你觉得国内双语标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罗洪燕：公示语包括道路标牌、广告招牌、公共宣传语、旅游简介等。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审查了数万条双语标识，确实碰到一些比较离谱的译法，比如, 超市里一次性用品旁边挂的牌子是One-time Sex Thing， 大雄宝殿被译为 The Precious Hall of Great Hero。近年来，随着各地标识译写规范的编写和普及，公共标识纠错活动的开展，双语标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包括无视受众需求，过度翻译；不顾语境，对标准生搬硬套；牺牲信息的交际目的，一味追求中英文对等。
记者：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罗洪燕：造成过度翻译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服务意识，没有真正做到读者导向。很多标牌提供的信息既非读者所需，也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比如：只适用特定国内人群的票务优惠政策，充斥着名称考据和专业术语的古建筑说明，通篇都是传说和想象、华而不实的景区介绍，充满说教意味的宣传口号，以及过于细致琐碎的指示说明。
标识是非常注重语境的，很多情况下，设置的场所变了，译法可能也会出现差异。比如同样是“禁止通行”这样的标牌，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需要了解具体的应用场景，而不能一味生搬硬套已有的标准规范。
盲目追求中英文对等也是双语标识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完全字对字的翻译常常会让人一头雾水。一个经常被误译的标识是“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本意是提醒大家保持卫生间的清洁，直译后让人不知所云。
记者：对于一个刚踏上中华大地的外国朋友来讲，北京这座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城市一定令他们充满了期待和探索欲。那么，您觉得我们能如何做到在保证标识准确性的同时，又不失去标识背后的文化含义呢？
罗洪燕：非常好的问题。在我看来，标识的翻译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受众导向。首先，向受众传递准确有效的信息，这是我们翻译标识最重要的标准。我们需要让外国朋友们能够理解标识的含义，获取相应的服务。其次，考虑文化差异，传达文化的信息，这既是服务受众的需要，也是我们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职责。比如，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地名、景点和菜式，我们要充分考虑文化背景差异，译文既要简洁易懂，又能恰如其份地反映中华文化的内涵。
记者：看起来标识翻译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罗洪燕：是的，标识翻译的专业性常常被轻视。一些中国特有的语汇，并不是那么简单，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内涵和传播效果。胡同街巷、传统美食，究竟是用音译还是意译，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翻译传统小吃标牌时，我们可以在译文中体现食材、独特的制作工艺，还可以加上简单的说明，告诉顾客这是“A Taste of Old Beijing”，揭示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小小的标牌翻译，却经常能够触动对于文化的挖掘，或许这就是翻译和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乐趣和挑战吧。
记者：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期待在您和您的团队的努力下，在北京的公共场所看到更多规范、生动有趣的双语标牌。（文/柳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