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创新机制的支撑，我们实现了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的同频共振。”5月6日，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洪文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事单分子电子学研究的洪文晶团队，以“完成人作价投资”模式与厦门大学合作，成立了派瑞未来（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并孵化出8家子公司，业务覆盖科学仪器、智能装备等多个前沿领域。目前，部分子公司已成功入选高新技术企业，有的还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2021年以来，厦门大学加大改革力度，重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通过校市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着力破解高校科研人员“不敢转”“不能转”“不会转”难题，推动科研人员从“能做”走向“能产”，为科技成果转化注入强大动力。
政策松绑“放水养鱼”
“2021年之前，我们每年新增专利近千件，累计存量专利超过4.5万项，但整体专利转化率却不足10%。”厦门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转化办公室主任张典慧说。
谈及成果转化曾经的困境，洪文晶坦言：“我们对产业化的实际需求和市场运作的了解很有限。工艺放大、成本核算和供应链匹配等环节面临诸多难题，让人望而却步。”
张典慧补充说：“成果转化过程存在不确定性，估值过低或者转化失败，都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让大家不敢轻易尝试。”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关联交易界定、交易定价流程、行政人员审核免责机制等，均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为破解“不敢转”的难题，厦门大学先后召开12次专题讨论会，于2021年发布了《厦门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组织实施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包含7章56条措施及6个实施细则附件，设计了详尽的分级分类管理方案。
“我们在成果所有权、自主处置权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参与办法制定的张典慧说，这一办法“抓大放小、放水养鱼”，从制度上解放了科研人员的思想，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021年至2023年，厦门大学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类项目数量从35项增长到72项，合同金额从2870万元增长到2.2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提升。
职能整合拆除“高墙”
制度解开了科研人员心结，“放管服”改革，则进一步让他们放开手脚。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且繁琐的系统工程，需要科研人员同多个行政部门沟通协调。然而，成果界定、评估以及制定具体转化方案等工作，并非科研人员所擅长，往往会耗费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厦门大学联合厦门市科技局、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在2022年共同成立了一个混合型新型研发机构——嘉庚高新技术研究院。该研究院以市场化手段，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张表、一门式”的全流程管家服务。
厦门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常务副主任沈小平介绍，研究院整合了学校资产公司、转移转化中心、科技园、产业技术研究院四个机构的职能，组建了一支由校内外人员混编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这样，既能为高校团队技术研发与实验提供支撑，又能为师生提供创业孵化服务及校企合作项目对接，还形成了全链条促进转化的运行机制。
如今，在厦门大学，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业务，仅由一个部门全程对接。科研人员只需提出需求，就有专人对转化项目开展全生命周期服务。定价、合作对象、关联交易等要素均通过“一张表”来体现，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此前四个机构各自运行，不仅要配置大量人员，还需投入高额经费。而研究院作为独立实体，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自负盈亏，主动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沈小平说，这种模式使研究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和行业的需求，加速学校科技成果与市场的精准对接。
三大平台对接产业
当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大多依赖传统技术转让与许可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操作便捷、风险可控，但难以实现长远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长期积累、持续产出的过程，不能只看眼前收益。”张典慧认为，高校在选择科技成果转化方式时，应综合考虑学科方向、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等因素，尤其是对于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新兴产业，科研团队应主动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为达成这一目标，嘉庚高新技术研究院搭建了技术库、企业库与资本库三大平台，引导成果产出较多的课题组和实验室，以作价入股的方式，与相关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
福建小知大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民洪分享了一个成功案例：多年来，该公司一直通过购买技术的方式，与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吴清强教授团队合作。在一次对“企业需求库”摸底调研后，技术经理人成功撮合双方共同成立了“计算艺术联合实验室”，协同攻关美育教育信息平台建设。这一合作不仅系统性解决了产品迭代的技术难题，还助力公司实现营收突破1亿元。
“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与企业深度绑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张典慧说，“这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