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伊人 李颖
政策层面，强制披露与碳定价日趋严苛；金融层面，绿色信贷与可持续融资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成本结构；消费层面，“碳标签”与低碳生活方式让品牌声誉与排放曲线同步跳动。多维合力下，若企业无法将碳管理纳入战略与治理核心，不仅会错失政策红利，更将因融资收紧和客户迁移陷入竞争劣势。反之，率先实现碳排放数字化、目标科学化与行动场景化的企业，将在绿色转型浪潮中获得成本优化、技术迭代与品牌增值的复合红利，真正把低碳能力转化为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
在激烈的市场和监管博弈中抢占先机，企业必须将减排愿景落到实处，成为早跑者，才能在减排突围战中取得胜利。本文将立体呈现企业碳排放全景，系统解析温室气体“四大范围”，并勾勒一条贯穿厂区、价值链直至终端消费的系统减碳路线，为企业制定降碳战略、落地减排举措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与方法。
范围一：聚焦“自家烟囱”后的技术与账单
在企业碳管理的四大范围中，范围一主要聚焦“自家烟囱”，直指企业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排放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动，包括锅炉燃烧产生的烟气、厂区内燃油车辆的尾气、核心工艺过程中的逸散排放，以及空调与制冷系统制冷剂的泄漏等。这些排放往往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紧密相连，既能直观反映能源使用效率，也常因数据可获得性而最早纳入管理清单。
在范围一的核算层面，最常用、也最被监管机构认可的方法是“实物量×排放因子”。企业只需按燃料消耗量、制冷剂补充量等实际数据，与国家公布的排放因子相乘，即可得出年度排放总量。得益于方法简洁透明，内部审计与外部验证的成本都相对可控。
为了减少范围一排放，企业常见的技术路径首先是燃料替代，从高碳的煤转向天然气，再升级到更清洁的氢气或可再生燃料（如生物质）。在物流与内部运输环节，柴油叉车与货运车辆正被电动化队伍取代，兼具降碳与降噪双重收益。生产线上，则通过自动化与“黑灯工厂”减少原料浪费与多次返工，将能源需求降到最低。这些措施虽然各有投资门槛，却在许多行业形成了可复制的成熟经验。
经过十余年的技术迭代与低垂果实的采摘，范围一的“技术红利”正逐步见顶。新增减排往往需要更高成本，却只能带来边际递减的收益。随着成本收益比的持续下降，领先企业正把目光投向更具潜力的外部能源采购范围二和供应链协同减排范围三。
范围二：绿电与绿证破解排放瓶颈
近年来，采购能源（主要是电力）所产生的范围二排放迅速跃升为碳足迹中的主角。范围二的计算与范围一相似，即：用电量×所在电网排放因子−绿电抵扣。只要掌握年度用电总量、当地电网发布的排放因子，并扣除已确认的实际绿电绿电或绿证对应电量，企业便能迅速得出可报告、可审计的数据。
企业用电量主要受工厂规模与运营模式影响，虽然通过精细化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用电，但为确保生产顺畅，其整体下降空间仍然有限。随着国家能源转型的深入推进，电网排放因子虽持续走低，但这一进程已超出企业自身可控的范围。因此，采购绿电或以绿证抵扣排放，已成为企业实现范围二减排的几乎唯一可行途径。
企业获取绿电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自己建分布式光伏或与发电商签长期购电协议（PPA），直接用上可再生电；二是在国家绿电交易平台买“证电合一”的绿电，绿电和绿证一起获得。如果暂时不需要实电，只想抵消范围二排放，也可登录绿证交易系统像网购一样买单独的绿证，并在系统里“注销”后用于ESG披露。
自 2021 年国家级绿电交易平台上线以来，市场日益活跃，企业能够直接对接风光发电资源，与自身用电需求精准匹配。然而，跨省“西电东送”电网调度限制和虚拟电厂调节能力尚待完善，这意味着电力消纳侧的实际绿电比例仍受区域资源禀赋和输电瓶颈掣肘。领先企业正通过分布式光伏、“源网荷储”一体化、以及参与虚拟电厂调度等方式，提前布局未来更严格的范围二碳核算规则。
范围三：价值链协同的“最硬骨头”
范围三排放是指企业在其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包括供应链上下游的排放、商务差旅排放、员工通勤排放以及废弃物处理排放等。范围三是碳排放计算与控制中最难的减排范围。在推进范围三减排过程中，企业普遍面临三大难题：对供应链缺乏直接控制权、排放数据缺口难以填补、以及减碳投入与收益的不确定性。
对大多数制造或零售企业而言，80%以上的碳排放并不发生在自家工厂，而是潜藏于原材料开采、零部件生产、物流配送、产品使用与报废等环节。然而，这些环节往往掌握在跨国供应商、独立承运商乃至终端消费者手中，企业想“伸手”却苦于权限不足。即便部分核心供应商愿意配合，缺乏统一的数据口径、检测能力和信息披露机制，也让排放核算的精准度大打折扣。更具挑战的是，供应链减排常常伴随着相对较高的改造成本（如工艺升级、可再生能源替换、循环设计等），而对下游品牌商而言，这些投入能否在市场中转化为溢价、忠诚度提升或政策激励，往往缺乏可量化的对照。
应对此局面，可采用“四步法”——“算清、选准、谈拢、带动”。企业应首先通过测算找出高排放的关键供应商，再以采购合同条款和激励机制为杠杆，引导甚至倒逼其实施脱碳举措。苹果与宜家的实践为行业提供了标杆：前者要求全球供应商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电力，并配套资金与技术支持；后者则通过推广LED、回收旧家具等循环经济项目，将使用阶段和报废阶段的排放重新纳入自身可控范围。可见，范围三减排不仅是责任担当，更是企业议价权和品牌力的集中体现——龙头企业在重塑供应链的同时，也在改写行业竞争格局。
范围四：避免排放的价值与边界
范围四，又称避免排放，即企业通过其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帮助价值链外部的其他主体减少或避免原本会发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它衡量的不是企业自身或供应链里的排放量，而是与传统基准方案相比，因采用低碳替代方案而“少排”的那一部分。范围四的定义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提出，旨在帮助企业评估和报告其产品、服务或技术带来的“避免排放”量。通过量化这种积极的社会影响，企业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贡献。
目前，范围四的发展正从自愿概念迅速迈向有章可循的新领域。国际标准层面，ISO 14069 与 GHG Protocol正加速将“单独披露、不得抵扣”原则写入新版指南，并借鉴WBCSD、PCAF的方法学，预计2025至2027年进入正式监管框架。数据侧，投资者联盟与第三方机构启动全球排放因子数据库与区块链开放协议，旨在为企业提供统一的基准场景和互操作接口。监管与资本市场已将避免排放列为“鼓励披露”项，金融机构亦把范围四数据视为低碳投资的佐证。企业实践方面，苹果、宜家、道达尔能源等龙头已将客户避免排放量纳入年度报告并接受第三方审计。
总体来看，统一方法学、开放数据、资本偏好与审计深化四股力量正汇流，令范围四从“附加信息”升级为衡量商业模式低碳贡献的硬指标，抢先建立数据与核查体系的企业将在监管与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总结与展望
范围一技改红利渐尽，范围二绿电与绿证市场日渐火热，范围三的协同能力决定议价权，而范围四正成为衡量商业模式的硬指标。未来三到五年，监管将可能把避免排放纳入强制披露，碳定价与绿色金融进一步收紧。低碳转型不再是早跑者与慢跑者的差距，而是“跑”与“退场”的分水岭。能够把碳减排嵌入治理核心、打通厂区到终端消费全链条的企业，将在下一轮绿色经济浪潮中取得先发优势，并把低碳能力内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
